作者：李舫(作家、文藝評論家)

兩千多年來，《孟子》這部深深扎根于中國的作品，對中華民族道德傳統(tǒng)和文化性格的形成，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孟子思想中的浩然正氣、仁政思想、規(guī)矩之道、義利之辨等逐步融入中華民族的精神血脈，成為中國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對中國文學、藝術(shù)、哲學等領(lǐng)域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也在全世界得到了廣泛的傳播。

寒風乍起，如刺入骨。

偌大的庭院空曠而寂寥，堂前門戶洞開，侍者早已不見人影，高大的槐樹和紛繁的棗樹裸露著光禿禿的枝干。

他大步邁出宮門，憂憤而去，踽踽獨行。

這是個憂天憂地、憂古憂今、憂國憂民的老人。他身材高大，低矮的門楣刮開了他的發(fā)髻，花白的頭發(fā)一下子散落下來，覆蓋住他飽滿的額頭。他的劍眉上挑，寬寬的臉龐帶著傲慢;他的神情威嚴，卻有一絲絲落拓;他的目光犀利，蕭索里透露著無比堅韌;他的腳步踟躕，在凜冽的寒風中顯得如此孤獨。

這是孟軻，后世尊稱他為孟子。

隔著兩千余年的歲月，我們心目中的孟子，有著神仙一般的仙風道骨、不可逾越的大家氣象，有著任性縱情的豪杰氣概、凜冽高潔的非凡品質(zhì)。可是，拂去歲月的淋漓光輝，游說列國的孟子，又如何不同他游說列國的師祖孔子一樣，“顛簸流離”，“惶惶如喪家之犬，不可終日”?

這是中國文化深沉、厚重的一頁，更是中華文明艱辛、執(zhí)著的一頁。

中國古人的思想重視回到內(nèi)心，重視悟道修行，重視道法天地自然，明道以樹德，以孔子和孟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更是如此?？鬃又贫ㄈ寮业陌l(fā)展方向，孟子則沿著孔子的思想脈絡，在思想、實修、實踐、傳承上繼續(xù)前行。所以后世稱孟子為“亞圣”，將他與孔子合稱為“孔孟”。

我們不妨看看孟子的游歷之路——游齊，入宋，過薛，歸鄒，至魯，入滕，游梁，為卿于齊，最后歸鄒。這花費了他二十余年時間，占了他生命的四分之一。他幾乎一直在路上，他是位毫無爭議的思想者，也是位貨真價實的“行動派”。其間，他曾會見過齊威王、宋康王、滕文公、鄒穆公、魯平公、梁惠王、梁襄王、齊宣王等多位君主，盡管此間不乏熱情洋溢的對話，可是更有直言不諱、肆意批判。當時幾個大國都致力于富國強兵，通過暴力實現(xiàn)統(tǒng)一，“圣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滕文公下》)。孟子仁政愛民的學說被認為是“迂遠而闊于事情”，沒有得到實施的機會。晚年孟子回到了自己的家鄉(xiāng)，傳道授業(yè)解惑，與弟子們共同探討治國方略，并將自己的思想著書立說，最終成就了《孟子》的輝煌篇章。

山東鄒城孟廟亞圣殿前祭孟大典資料圖片

孟子，到底是怎樣的人物?他是在巷陌野田里急急奔走的鄉(xiāng)村老教師，也是在歷史長空里寂寂發(fā)光的星辰?！睹献印菲咂?，如北斗七星。

在春秋戰(zhàn)國戰(zhàn)爭頻仍、禮崩樂壞的漫漫暗夜里，孟子橫空出世，規(guī)矩天下，猶如一縷光，照亮了整個世界，照亮了中華民族的未來。

“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公元前372年，孟子出生于鄒國(今山東鄒城)，早年拜孔子之孫孔伋的門人為師。為了推行自己的政見，建立理想社會，孟子學成之后開始周游列國，終其一生，游說諸侯。

《史記》記載孟子僅百余字：

孟軻，鄒人也。受業(yè)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zhàn)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孟子》一書開篇便記載孟子見梁惠王時關(guān)于義利的對話。

梁惠王問：“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孟子答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梁惠王稱孟子為“叟”，亦即“老先生”，知是孟子游歷晚期之事。孟子將其列為章首，可見關(guān)乎其所思所想的主旨。孟子在滕國推行仁政失敗后，聽說梁惠王招納賢士，于是率領(lǐng)門徒，“后車數(shù)十乘，從者數(shù)百人”，浩浩蕩蕩來到魏國。此時，梁惠王剛剛經(jīng)歷了一連串的軍事失敗，故而一見到孟子便急迫地問：老先生，您不遠千里而來，能給我的國家?guī)硎裁蠢?于是，就有了兩人這場關(guān)于仁愛義利的對話。

孟子對孔子備極尊崇，他在《孟子·公孫丑》中說：“自生民以來，未有盛于孔子也。”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學派，將義利之說作為儒學第一要義。所以不難理解何以將孟子與梁惠王的這段對話作為全書的開篇。孟子所生活的戰(zhàn)國中后期，周代以來的禮樂制度徹底崩壞，如何重建政治秩序成為最急迫的現(xiàn)實問題。然而，在這一問題上，諸子所言不甚相同。法家主張對內(nèi)富國強兵，對外武力擴張，通過暴力重建政治秩序，此乃“霸道”。而孟子則對這種觀點強烈反對，他主張行仁政，從王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呼吁以仁政謀得民心，從而重建政治秩序。

簡單的對話其實富含深義。同中華文明不同，人類的其他文明多是宗教文明，人與人之間和諧相處，靠的是“神的律令”，而在沒有“神”作為立法者的前提下，儒家的仁義禮智信則提供了非常簡單、高效的社會規(guī)范，這是孔孟之道高明之處。孟子出生之時距孔子之死大約一百年，即春秋戰(zhàn)國時期。士階層崛起，他們周游列國，奔走呼號，發(fā)表自己的見解，形成了百家爭鳴的盛況。

孟子的義利之辨不僅僅是利益分配的問題，而且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理。當彼之時，梁惠王所問“有以利吾國”的“利”不是民眾物質(zhì)利益的“利”，而是攻占他國土地、殺戮他國民眾、“欲以富國強兵為利”的“利”，是梁惠王擴張疆域、征服秦楚的“大欲”，所以才有孟子的回答：“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在這里，孟子告誡梁惠王，同時也告誡那個時代的所有人，在一個混亂、紛爭、無序的社會里，不應該只想著謀求一國之私利，而是要建立公平、正義，特別是人和人之間的良善與信任。

司馬遷喜愛讀孟子的書，他在《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中寫道：“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嘆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司馬遷在這所寫到的“利”，正是孟子所否定的“利”，即只求一人一國之私不講道義原則的“利”。從這里，可見孟子主張的仁政與王道。

兩千多年來，這部深深扎根于中國的作品，對中華民族道德傳統(tǒng)和文化性格的形成，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孟子思想中的浩然正氣、仁政思想、規(guī)矩之道、義利之辯等逐步融入中華民族的精神血脈，成為中華民族精神血脈的支撐。

孟子地位的確立，始自唐代文學家韓愈。韓愈提出“道統(tǒng)”概念，認為孟子是直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的繼承人。他說：“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韓愈不僅把孟子媲美孔子，而且認為自他之后，道統(tǒng)的傳承就中斷了，稱贊孟子“功不在禹下”。南宋理學家朱熹以孟子為幟志，對其更是不吝贊美之詞：“孟軻氏沒，圣學失傳，天下之士，背本趨末。”

孟子所強調(diào)的“仁政”“民本”“天下為公”等思想，對中國歷史上的政治和社會變革產(chǎn)生了一定影響。孟子所強調(diào)的“天下為公”思想也促進了中國歷史上的政治和社會變革。辛亥革命時期，孫中山承繼孟子，提出“天下為公”，推動了中國政治和社會的變革。

孟子思想博大精深，不僅成為中國思想史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對中國文學、藝術(shù)、哲學等領(lǐng)域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毫無疑問，他是中國歷史和文化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智慧之源。

“道之所在，雖千萬人吾往矣”

孟子志存高遠，胸懷遠大，他對自己的定位是“平治天下”。

他認為，“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從堯舜至商湯，商湯至周文王，周文王至孔子，都是五百年，其中有一條圣人與王者賡續(xù)相承的脈絡。“由周而來，七百有余歲矣;以其數(shù)，剛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他睥睨天下，豪情放言：“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

孟子，不斷為人民吶喊。面對群雄逐鹿的“天下”，孟子絲毫不掩飾定國安邦、濟世安民的萬丈雄心。

孟子性情剛直，不流時俗，為人極為自傲，也極為自負。他的弟子公孫丑曾將他與管仲、晏嬰相比。管仲、晏嬰都是在齊國輔佐君主，富國強兵，贏得了齊國人一致稱贊，可是孟子卻大不以為然。列國紛爭之時，縱橫家炙手可熱，齊國人景春認為魏國的縱橫家公孫衍、張儀是真正的大丈夫，他們能夠“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孟子聽到這種說法后，卻斥之為“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孟子性格之傲岸激越，由此可見一斑。

孟子生活的鄒國距離孔子的故國魯國不遠，他對孔子充滿了敬仰，曾借孔子弟子之口說道：“以予觀于夫子，賢于堯、舜遠矣。”孔子，只是一介布衣，一個窮困潦倒的鄉(xiāng)村教書先生。孟子將孔子與堯舜相提并論，并認為其功績遠在后者之上。這種贊譽在今天不足為奇，在當時可謂石破天驚。

孟子這樣做，不只是維護一己的身份與尊嚴，而且代表著“士”這一階層的群體自覺。所謂“士”，是指具有一定知識、文化、技能，且能在社會上產(chǎn)生一定影響的人。當其時，“士”在天子、諸侯、大夫、士的貴族等級中處于最低的階層，又處于庶民之上。春秋戰(zhàn)國之時，各諸侯國設官開館，禮賢下士，招徠人才，這樣的風氣直接促進了“士”階層的活躍。

作為一個階層，“士”有其特殊的職責與身份。魏人周霄問孟子：“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明確回答應該出仕，“士之仕也，猶農(nóng)夫之耕也”。在孟子看來，士不僅僅是一個職業(yè)、一種謀生手段，更是一種政治理念、社會理想，君子之仕就是為了將這種理念和理想付諸實踐。孟子認為，君子出仕，必須有自己的道義原則，“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

春秋戰(zhàn)國時期，綱紀廢弛，禮崩樂壞，群雄競起，為完成霸業(yè)，不僅憑恃武力，還迫切需求智力的支撐，所謂“一人之辯，重于九鼎之寶;三寸之舌，強于百萬之師”。這樣，諸侯之間便競相“養(yǎng)士”，為士人的活躍與發(fā)展提供了強大推動力，士人趨之若鶩。士本身并不具備施政的權(quán)勢，若要推行一己之主張，就必須取得君王的信任和倚重;而這種獲得，卻往往是以思想獨立性、心靈自由度的喪失為代價的。許多士人為自身富貴，不惜出賣人格，“無禮義而唯權(quán)勢之嗜”(荀子語)。孟子適時而有針對性地倡導并堅守了一種以仁義為旨歸的士君子文化——所謂士君子，就是士階層中那類重氣節(jié)、講道德、有志向的人。

孟子要求士人，“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當生命與道義不可兼得的時候，要“舍生而取義”，以成就自己完美的人格。孟子昂揚堅韌的精神，激勵著一代又一代中國人。漢代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說：“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圣賢發(fā)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結(jié)，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而司馬遷本人在受到宮刑之后，仍包羞忍恥，愈加發(fā)憤，乃有《史記》。在中華文明史中，為了社會進步、民族振興而“成仁取義”的志士仁人，燦若群星，他們的思想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孟子的影響。

孟子十分重視心性修養(yǎng)、價值守護與精神砥礪，體現(xiàn)了“士”這一群體的主體自覺。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中華民族歷經(jīng)幾千年時間的考驗和興衰變化，而一直能穩(wěn)固地凝聚在一起，并保持一個偉大民族的生機與活力，正是因為有著這種深刻的認識。而孟子身處禮崩樂壞、道德淪喪的時代，他的最大貢獻，是確立“士”的獨立性格，提升了他們的社會地位，也升華了“士”的精神境界，為中國知識分子立身處世確立了高標。

一個有道德的人，應當像天空一樣志存高遠，像大地一樣厚實寬廣，載育萬物、生長萬物。時間如江河般奔涌向前，任何險灘、暗礁都不能夠阻擋時代的步伐，誠如孟子所言，“道之所在，雖千萬人吾往矣”，面對艱難險阻，我愿意勇往直前。

孟子的作品中，無處不在體現(xiàn)著這樣的氣度和風范。南宋理學家程顥將這種氣度和風范概括為“泰山巖巖之氣象也”。

“養(yǎng)吾浩然之氣”

孟子的學生公孫丑曾經(jīng)請教孟子：“敢問夫子惡乎長?”

孟子回答：“我知言，我善養(yǎng)吾浩然之氣。”

究竟什么是浩然之氣?孟子說：

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yǎng)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孟子思想完整體現(xiàn)在他和弟子門人所著《孟子》中?！睹献印番F(xiàn)存七篇，含260章，35000余字。其內(nèi)容豐富多彩，博大精深;其文風剛勁雄健，氣勢磅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故天將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這些是膾炙人口的孟子名言，綜其所言，也正是孟子所謂的浩然之氣。

在中華民族歷史中，“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之氣貫穿始終，文人墨客交口贊譽，引為知音。孟子辭世1300多年后，“浩然之氣”還成就了另一段佳話。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潮州知州王滌重修韓愈廟，他請?zhí)K軾為此廟撰寫碑文，蘇軾慨然從命，不久就將手書碑樣寄給王滌，這就是洋洋灑灑的《潮州韓文公廟碑》。在這篇文章中，他如此闡釋“浩然之氣”：這種“氣”，“寓于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蘇軾還在他的詩詞中慷慨歌之：“一點浩然氣，千里快哉風。”

這種至大至剛的浩然之氣，是一股英雄氣概，人間正氣。這種精神力量深藏在心靈深處，平日之時深藏不露，而在大是大非的緊要關(guān)頭，便如同日月星辰、山河海岳一般，由心而生，至大至剛，充塞于天地之間，沛然莫御。具有這種浩然之氣的人，被孟子稱之為“大丈夫”，具有大丈夫氣概的人應該居仁、由義、守禮，要講仁義、重禮節(jié)。

同樣，在正道面前，就算是千萬個人是錯的，也要正面去面對，“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雖褐寬博，吾不惴焉”，不欺辱弱小，明白自己的過錯，那就要反省自身，也就是“智”“仁”，與此同時，“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不畏懼強權(quán)，也就是“義”“勇”。

其實，孟子的名字便是“浩然之氣”的最好注腳。孟子名軻，字子輿。軻輿意為兩木相接車軸的車。《周易》云：“黃帝、堯、舜……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這是古代對車輿的最早描述，其中有三重含義，一是引重，二是致遠，三是利天下。兩千多年來，孟子及其創(chuàng)造的思想文化，的確就像一輛負重前行的馬車，滿載著傳統(tǒng)文化的精華，一路坎坷、一路顛簸、一路教化文明，從古到今，走向未來，永不停歇。

兩千余年來，這種浩然之氣融入了中華民族的血脈，鼓蕩著中華民族的氣概，這是“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的鐵血丹心，是“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風流”的高自標持，是“窮且益堅，不墜青云之志”的豪邁品格，是“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的不懈追求，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宏偉抱負，是“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無欲則剛”的人生境界。

宋代政治家、改革家、文學家王安石曾寫過一首詩懷念孟子，這首詩的名字便是“孟子”。

王安石初識歐陽修時，歐陽修便看出王安石是才華橫溢的人，于是寫了一首詩稱贊他，王安石也回了一首詩《奉酬永叔見贈》：“欲傳道義心猶在，強學文章力已窮。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摳衣最出諸生后，倒屣常傾廣座中。只恐虛名因此得，嘉篇為貺豈宜蒙。”在詩中，王安石表明自己目標是做個像孟子一樣的人。

王安石變法，遭遇極大阻力，然而他并毫不退縮，因為孟子在其時代也一度被批評“迂闊”。王安石將孟子視為偶像，更視為知音。于是，他寫下了這首《孟子》：“沉魄浮魂不可招，遺編一讀想風標。何妨舉世嫌迂闊，故有斯人慰寂寥。”他對于孟子拳拳服膺、衷心景仰，只是“往事越千年”，斯人已成“沉魄浮魂”，只能在“遺編”中遙望“風標”。但是縱使舉世都批評“迂闊”，又有何妨?畢竟還有這位前賢往哲的懿言嘉行，以慰寂寥。這首詩，道盡了王安石的一往無前的斗志，也道盡了孟子傲岸不群的氣概與雄豪自信、勇往直前的意志。

深諳道之所在，懷抱浩然正氣，孟子以降，無數(shù)英雄豪杰懷抱著這種“浩然之氣”——崇高剛強的正氣、堅韌不屈的骨氣、超邁雄放的豪氣、無所畏懼的勇氣、弘毅堅定的志氣，披荊斬棘，一路前行。

“雖千萬人，吾往矣!”

“孟子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

對于卡夫卡的讀者，2023年是一個重要年份——卡夫卡140周年誕辰。在這個特殊的時間節(jié)點上，猶太裔英國作家埃利亞斯·卡內(nèi)蒂的一部特殊“作品”——《另一種審判：關(guān)于卡夫卡》在中國出版。

卡內(nèi)蒂，這位萍蹤不定的世界作家，從未忘記自己的母語故鄉(xiāng)，他對德語古典文化的熱愛全部灌注在他的作品中。1981年，埃利亞斯·卡內(nèi)蒂因“其作品具有寬廣的視野、豐富的思想和藝術(shù)力量”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這一年，卡內(nèi)蒂還獲得了卡夫卡文學獎。

卡內(nèi)蒂不僅是作家，還是評論家、社會學家。他的《迷惑》，被東西方文學評論家譽為可與詹姆斯·喬伊斯、馬賽爾·普魯斯特、錢鍾書的作品相提并論的偉大作品。1946年，《迷惑》被翻譯為英文;1986年，被翻譯為中文。

那一年，埃利亞斯·卡內(nèi)蒂與他的《迷惑》同風靡世界的作家作品走進中國，而中國讀者驚喜地發(fā)現(xiàn)，這位用德語寫作的作家竟然還是個“中國迷”，在這部作品中設置了一個漢學家彼特·肯作為男主角。特別令中國讀者嘖嘖稱奇的是，漢學家彼特·肯“最熱愛的”哲學家，竟然是中國先秦時代的孟子。

從十五歲到七十歲，漢學家彼特·肯完全按照中國古人所提示的那樣去生活，包括他的思想，他思考大眾、權(quán)力、死亡、生命、變化、永恒……這些中國古代哲學思想中最根本的問題。彼特·肯的思考來自孟子。

為了講述孟子的故事，這個彎子繞得有點大。其實，這個故事恰恰說明了——孟子，如何用心靈影響世界。

孟子思想不僅在中國影響深遠，在全世界也得到了廣泛的傳播。由于地理與政治的原因，《孟子》首先傳到亞洲國家如高麗、日本、越南等。

孟子思想在日本的傳播是一個接受、批判與再闡釋的動態(tài)傳播過程，它傳入日本的時間可以追溯到奈良時代(約730年)。日本學者谷中信一高度評價了孟子思想的價值，認為孟子為了實現(xiàn)其理想中的仁義而力排眾議地勇往直前。“孟子的這種激情給讀者以極大的震撼，并產(chǎn)生了頗多的成語故事。即便是在日本，以《孟子》為典故的故事成語亦不勝枚舉。”

《孟子》作為“四書”之一，最終在儒學史上占有了重要地位，這是任何人都無法否認的嚴肅事實。孟廟碑林現(xiàn)存的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安南國(今越南)歲貢正副使陳輝淧和鄭春澍等瞻拜孟子，并賦七律的碑刻，是孟子思想影響東南亞的見證。

明萬歷二十一年(1593)，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將《孟子》譯成拉丁文，并傳回意大利。隨后，《孟子》被相繼譯為法、德、英、俄等語種，刊行范圍更加廣闊。

牛津大學把《孟子》中的篇章列為公共必修科目，倫敦大學把《孟子》列為古文教本。此后，孟子思想開始對西方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

2014年6月，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東亞系主任齊思敏教授來到中國山東鄒城，參加“孟子思想與鄒魯文明”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他在會議開幕式上說：“孟子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他的思想從18世紀開始啟發(fā)了伏爾泰等一批歐洲啟蒙思想家”，“孟子也是我們外國人的祖先”，“因為我們外來學者‘得志行乎中國’”。——這是對孟子國際影響的至高評價。

歷代仁人志士對孟子繼承孔學的傾力推崇絕非無緣無故，趙岐《孟子題辭》說：“周衰之末，戰(zhàn)國縱橫，用兵爭強，以相侵奪……昔楊墨塞群儒之路，車不得前，人不得步，孟軻辟之，乃知所從。”道出了孟子在儒學日趨式微形勢下奮起而爭，重振儒學的巨大貢獻。可以說，孟子之學不僅僅推動儒學星星之火得以呈燎原之勢，更是讓中國精神走向匡扶正義、經(jīng)世治國的大道之行。

《光明日報》(2023年09月08日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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